圖：澳門大三巴牌坊。

　　無論你理解不理解，歷史的長河總在不對稱的河道中奔湧，中西文明互鑒也如是。當利瑪竇在明末繪制《坤輿萬國全圖》時，中國士大夫驚嘆于世界之廣，卻未曾預見這張地圖將如何改寫文明對話的規(guī)則。自十九世紀始，西學如潮水般涌入東方，而中學西傳卻似細沙淤積于他者的河床。這種失衡非偶然，而是權力、技術與文化敘事交織的必然。

　　從朝貢體系到殖民秩序，實為歷史權力的傾斜。

　　“厚往薄來”朝貢體系下的“天下觀”，曾以華夏為中心編織出一張文化輻射網(wǎng)。但工業(yè)革命的蒸汽機轟鳴，徹底顛覆了舊秩序。一八四○年的炮火不僅轟開中國口岸，更撕裂了傳統(tǒng)文明的自信。嚴復翻譯《天演論》時，刻意選用文言文的雅正，卻難掩“物競天擇”背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──弱者須向強者求生存法則。這種單向學習模式，使“師夷長技”逐漸異化為對西方現(xiàn)代性的全盤承認，張之洞“中體西用”的折衷在甲午戰(zhàn)敗后顯得蒼白無力，令幾代人深感迷惘。

　　殖民者不僅帶來商品與槍炮，更植入了一套知識等級制。西方傳教士在創(chuàng)辦新式學堂時，將幾何學與《圣經(jīng)》并置教授；東京審判采用英美法程序，卻無人追問《唐律疏議》中的東方法理。當文明對話淪為“先進”對“落后”的啟蒙，中學西傳便失去了平等對話的基石。傳播話語權的丟失，無可避免。

　　從活字印刷到數(shù)字霸權，體現(xiàn)的是媒介與技術的不對稱。

　　古登堡印刷術催生了西方的知識平民化，而中國直至十九世紀仍依賴雕版與官刻系統(tǒng)。這種技術代差直接影響了思想傳播效率：達爾文《物種起源》問世十年即引發(fā)全球論戰(zhàn)，而王夫之的《讀通鑒論》直到二十世紀才被系統(tǒng)譯介。更深的裂痕在語言層面蔓延──英語借殖民網(wǎng)絡成為世界語，而漢語的方框字始終被視作需要破解的密碼。理雅各譯《論語》時，用“benevolence”對譯“仁”，將儒家核心概念錨定在基督教倫理框架中，這種轉譯損耗至今仍在西方漢學界投下陰影。

　　數(shù)字時代看似打破了物理邊界，實則強化了世界既有權力結構?；ヂ?lián)網(wǎng)協(xié)議（TCP/IP）誕生于美國國防項目，社交媒體算法內(nèi)置了西方價值觀偏好。當TikTok試圖重構傳播秩序時，即刻遭遇“數(shù)據(jù)安全”的審查──技術標準從來不只是工具，更是文化主權的延伸，甚至是文化霸權的張揚，強化了文明對話的不平等性。也正因為這樣，DeepSeek的出現(xiàn)才會引致世界不尋常的關注和反應。

　　被重構的現(xiàn)代性譜系，映射出意識形態(tài)的敘事競爭。

　　西方將現(xiàn)代化進程包裝成普世神話，把科學、民主與基督教倫理捆綁銷售。韋伯在《儒教與道教》中將中國落后歸因于“理性化不足”，卻忽視科舉制對知識流動的千年推動。這種敘事策略，成功將非西方文明貶為現(xiàn)代性的注腳：日本脫亞入歐、土耳其凱末爾改革，無論成敗，都在印證同一條“進步”路徑。

　　冷戰(zhàn)鐵幕加深了這種認知鴻溝。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上，周恩來提出“求同存異”，但在西方媒體筆下，這成了共產(chǎn)主義擴張的修辭掩護。當福山宣稱“歷史終結”時，中國正以“摸著石頭過河”的實踐解構著單一現(xiàn)代性神話，可惜這種突破長期被困在“中國例外論”的學術繭房，直至今日還為西方“百思而不得其解”，甚至成為修筑“小院高墻”的理由。

　　在解構與重建之間，重構對話還有可能？

　　文明的真正互鑒，需從知識考古開始。敦煌遺書中的景教文獻證明，盛唐長安早有過三夷教并立的宗教對話；萊布尼茨從《易經(jīng)》悟出二進制，卻未阻礙他創(chuàng)建微積分。這些被遺忘的互鑒時刻，恰是打破“西方中心論”的鑰匙。

　　當代技術提供了新路徑：人工智能翻譯正在攻克文言文機器處理的難題，區(qū)塊鏈技術或可構建去中心化的文化認證體系。更關鍵的是學術話語的重構──當清華簡研究顛覆《尚書》傳統(tǒng)認知，當夏威夷大學嘗試用“儒家角色倫理”替代康德倫理學范式，一種真正的平等對話才可能萌發(fā)。這樣的時刻，即使還沒有到來，也越來越近了。

　　大家都期待三十年河東、三十年河西時，我們則更心平氣和，盼望超越漲落的潮汐，建立相互尊重、平等互惠的交流。

　　馬可．波羅筆下的“契丹神話”與伏爾泰推崇的“東方哲人”，不過是西方構建自我的鏡像。今日中國面臨的挑戰(zhàn)，不是如何讓《論語》比肩《理想國》，而是能否在量子計算機與射電望遠鏡的時代，重新定義文明對話的語法。正如費孝通所言：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”，當泰晤士河學會欣賞長江的泥沙俱下，當塞納河畔愿意傾聽黃河的九曲回腸，人類才可能書寫超越“東漸”與“西傳”的新文明史，譜寫世界新的知識圖譜，描繪人類新的文明圖景。

　　全面關稅戰(zhàn)打響之際，面對極限施壓，歷史經(jīng)驗告訴我們，風高浪急處，唯破壁者能開路，唯織網(wǎng)者可渡人。我們在林則徐“開眼看世界”、孫中山首見“大海之浩瀚”的濠江之畔，在媽閣廟的晨曦和大三巴的余暉中，信心滿滿，翹首以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