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說一件真人真事……

　　一九九五年，距離九七回歸還有兩個年頭，我當時還在黎智英麾下的《壹週刊》工作，職位是副總編輯。有一天，黎老闆把我召到房間，凝重地說：“九七后我不知道會是什麼世界，但我肯定的是共產(chǎn)黨不會放過我們，你也要為將來打算一下，你有沒有外國護照？”

　　“沒有。”

　　“那我?guī)湍戕k吧，英美加澳紐新加坡，你選一個地方，我?guī)湍愫湍愕募胰烁阃顿Y移民，錢我會幫你付，總之盡快拿個護照傍身。”

　　“我從沒想過移民。”

　　“那你現(xiàn)在要想了。”

　　“我不認為九七后會有事。”

　　“那是因為你不認識共產(chǎn)黨。”

　　黎老闆給我一天時間考慮，基本上我沒有特別細想，翌日就回他說：“謝謝老闆美意，我真心覺得沒必要，你給我的高薪和福利已包含所有工作風險，真心，你沒有欠我，我也不想欠你。”

　　后來我才知道，原來當年拒絕他的，只得我一個。

　　說起這往事，是因為看到今日反對派的恐懼，跟當年九七前一模一樣。那年黎智英用了很長時間游說我不要相信九七、不要相信共產(chǎn)黨、不要天真不要傻，他在加拿大尼亞加拉大瀑布那邊有一條街，整條街的酒店都是他的，還有美國、英國都有生意和物業(yè)，狡兔要有三窟，他不只，他有N窟。

　　當時仍年輕的我，不明白他怕什麼，但我完全感受到他對共產(chǎn)黨那種恐懼。其實，九七前，好多香港人也像黎智英那樣，很怕，很怕。

　　九七來了，一切不變，甚至比九七前更寬鬆更無王管，原本好驚好驚的人，開始放鬆，開始放肆，這種放肆一發(fā)不可收拾，演變成今日爛狀。

　　回頭細想，如果當日在他們好驚好驚的時候，中央果真大刀闊斧來一記殺雞儆猴，在香港下重手落重藥，也許，今日香港可能會是另一面貌。

　　所以，今次《港區(qū)國安法》將是另一次改變香港的好時機，看到反對派在驚慄、在腳軟，中央千萬不要手軟，香港人絕不害怕國安法，怕的只是心虧理虧的人。要立，就狠狠地立，嚴苛地立，不必留手，不要留情。九七回歸后國家就是對香港太有情，結(jié)果把這個愛兒縱成逆子，嚴師才能出高徒，棒下才會出孝子，來吧，還是那句，正常香港人一點都不怕國安法。